站在即将告别2023年的岁末时点，“认知”意外地成为多位专家回顾即将过去一年的共同关注话题。譬如，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关于“全民弱智时代已经来临”的观点更是引起广泛关注。其实，不管是否“全民弱智”，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、涨落和认知扭曲，普遍化的“认知失调”更值得关注和研究。
何谓“认知失调”（Cognitive dissonance）？在认知心理学的创始人费斯廷格看来，一般情况下，个体对于人或事的态度以及态度和行为间是相互协调的；而当出现不一致时，就会产生认知不和谐的状态，即“认知失调”，并会导致个体的心理紧张和缺乏不安全感。
或许，很多人认为没很多文化的市井百姓才会“认知失调”，而事实恰恰相反，精英群体的“认知失调”更为常见，毕竟，市井百姓往往更单纯，而各类精英却往往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面。下面，笔者就以X教授的案例来分析一下“认知失调”的成因及表现，希望以此让更多人关注到“认知失调”这一心理现象，并尽量予以避免。
（1）
X教授退休前是北方某知名大学的医学教授。此前X教授主要活跃于学术领域，并创立了业内知名的“大强会”。X教授因公开举报同行，经媒体报道后走进公众视野。原本相对封闭高冷的象牙塔纠葛，成为社会公众茶余饭后的话题佐料。
知名教授为何会选择公开举报这种看似非理性的方式表达意见？背后有怎样的认知逻辑和行为动机？这不仅是公众热议的话题，也恰恰是认知心理学所关注的焦点。
根据相关资料，X教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十年期间曾公开宣告和父母“脱离关系”，在家庭生活中经历了两次离婚下的三段婚姻，而在学术和职业生涯中既享受过学术大佬的前拥后簇，也在近年来感受到退休后的相对落寞……而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充满起伏的经历，炼就了一个“认知失调”下的奋斗、报复、投射与名、利、性三重求偿的“看似矛盾的精英故事”。
（2）
对于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的X教授来说，在其20-30岁期间历经的上世纪六七年代，是其人生成长中留下深刻烙印的十年，并且深深影响了此后至今其人生的很多选择和行为。
X教授的母亲是一位著名的医生，一生为医，救人无数。但是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，X教授的母亲被以”地主出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“之名而批斗，X教授担任教职的父亲也同样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批斗。彼时刚20出头的X教授看到这副场景，内心无疑是痛苦的、矛盾的……一边是亲情，另一边是其内心“ZZ正确下得前途”，怎么选择？
X教授是家中长子，有几个弟弟。据其家人回忆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，X教授在家门口以大字报的方式宣告和父母“脱离关系”。
在每个人的成长中，面对未知的不安和恐惧下的选择，面对个人前途和亲情友情发生冲突时的选择……这些本质上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和认知基础，将伴随着一个人的一生。而正是这段经历，种下了X教授“认知失调的根”。
而上世纪80年代，从美国留学回国的X教授，一心扑在事业上。其父亲去世、以及母亲去世，兄弟几人对其所作所为发生过不少争议，甚至到了以书面材料申诉的地步。
当个人“前途与事业”，与亲情、母子父子关系、兄弟关系，发生冲突而需要选择的时候，X教授每一次都“理性地”地选择了前者。而按照认知失调的理论，矛盾和焦虑等并没有因看似“理性的选择”而消失，反而在扭曲中进一步强化。
此外，可以说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历深深地印刻在X教授的行为中。而公开举报同行/家人/朋友这种行为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谓泛滥，X教授应该也很早就不陌生。
事后看，X教授一系列不太自洽的言行，如果放在当时的时点下，都是“理性的”。而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内，太多人都可能因为在随波逐流中迷失了自己，陷入不自觉的言行不一致。
在认知心理学的创始人费斯廷格看来，“认知失调”会导致个体的心理紧张和缺乏不安全感。个体为了消除紧张和不安全感，会通过改变认知/行为、增加新的认知、改变认知的相对重要性等方法来力图重新恢复平衡。
对X教授来说，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，陷入了这种内在的认知与行为的冲突和矛盾，并一直深深印刻在其种种的行为中，从家庭、婚姻到学术，莫不如此。也因此，X教授也一直努力重建平衡。
（3）
“认知失调”不仅体现在一个人的行为中，也会通过行为投射到身边人或事上。而在这个投射的过程中，显见的表现往往在对身边人的示好、抛弃、拉拢、打压的反复中，以及在同一问题看法上的前后不一致。
对家人，除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大字报方式公开宣布和父母“脱离关系”，在X教授后来的三次婚姻以及和“红颜知己”L女士的交往中，在和兄弟朋友的关系中，大多是“以爱的名义开始、以伤害剧终”。
譬如，对同僚，X教授在行业协会、“大强会”等组织中的行为大致是这样的：不是跟随自己的或异见者，就是“敌人”；而对“敌人”，先是拉拢，如果拉拢不成，就采用极端手段，进行打压。
再比如，在涉及医疗器械降价这个公众热议的话题上，X教授最初是大力主张采用器械，而后来又一改自己此前多年的主张，并被广泛报道打造成为民代言、自揭所谓行业黑幕的人设。而实际上，一般地，医疗器械的合理使用边界一直是个值得探讨的普适性医学问题。
一个个细节的背后是，X教授的言行选择，其实和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采取的和父母“脱离关系”的行为一样，本质上，都是投机的。
“认知失调”的表现是行为上的冲突、矛盾和不一致，但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，个人认知和行为的标准建立在个人好恶/趋利避害之上，而非科学、公共利益和普世价值观。这也是造成“认知冲突”的根本原因之一。
（4）
陷入“认知失调”的个体会充满不安全感和紧张感，并通过改变行为和认知来试图重新获得平衡和协调。与此同时，报复和寻求补偿也是个体在陷入“认知失调”后的常见选择。这在X教授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：
关于名。从X教授青年之后的履历看，他一直在努力构建一个他人眼中的“完美人设”，高考状元、留美精英、学术权威、医学世家、孝顺父母……但魔鬼在细节中。
略举一例。X教授也时而以“院士”之称为人所知，只不过其“院士”并非国内所说的中科院院士，而是“国际XX科学院”院士。它是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一个非盈利组织（NGO），是一个主要在环保方面的民间交流机构；入会要求是5篇文章+两位推荐人。
关于利。有媒体此前写过关于“大强会”长袖善舞的商业报道，以及X教授女儿先后任职医药公司后商业故事的传言。但对此，笔者到认为，商业和金钱并不该被天然地指责，只要取之有道。
关于性。X教授在婚姻和私生活方面可谓是丰富多彩。X教授有过三段婚姻。其和第二任妻子Z女士同居期间被原配J女士抓现形，闹得沸沸扬扬。谁知，X教授不仅没收敛，反而和原配J女士离婚，娶了Z女士。但正如前文所说，X教授对身边人大多是“以爱的名义开始，以伤害剧终”。当其追到了比Z女士更加年轻、小他近三四十岁的第三任妻子后，Z女士也只剩下被抛弃的命运。而为了和Z女士离婚，X教授付出了不小的代价。除了三任妻子，X教授还有个跟随其多年的“红颜知己”L女士。
通过名、利、性的三重求偿，X教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重建了他自己的内在协调。但毕竟岁月不饶人，过了某个年纪，对一个教授来说，名、利、性都只会快速离自己而去，如果不能接纳这个认知而依旧想奋力去维持，那结果只有一个，就是陷入更加严重的“认知失调”，并在报复和求偿方面更加变本加厉。
小结：
毫无疑问，X教授的成长史是中国精英的一个常见范本。然而，在经历了时代的洗礼后，又有多少精英不经意间变成了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，从而迷失了自己，陷入“认知失调”的窘境：披着华丽光鲜的外衣设法大肆谋取着个人私利。
众多罹患“认知失调”的“病人”们，不止是看不得别人的好，而且也往往与大小制度有仇。如要重建认知和行为的平衡，自纠和他纠，缺一不可。
因此，迎接2024年的一个新年忠告就是——远离“认知失调”的人。
